（三）中國風格科幻
曉風與張系國對人性的看法，都是基督教式的。……為什麼兩位中國作家都像西方傳統乞取靈感呢？回答也許很簡單：賽因斯先生本來是西洋人，而賽因斯先生要迫害的人性，以西洋的觀點來作界說，也比較可以針鋒相對。
張系國在〈超人列傳〉中，常常借用了中國舊小說及武俠小說的套語。如「可惜他走火入魔，竟如此不通人情」；「身穿黑袍，紅面黃鬚，氣概不凡」；「斐人傑明知這是提摩太博士搞的鬼，卻無法可施」――儼然是西遊記的筆調！這種轉借顯然用來嘲諷，可是嘲諷便暴露的作者的主觀意識，作者的主觀意識會減低讀者的信任。也許張系國應該完全擺出一副實事求是的客觀姿態。（43）
顏文指出兩篇作品同樣以基督教的人性論作為情節的構思，並將此西化傾向歸因於科學淵源的合理批判，顯然意識到中西文化價值觀在文學呈現上的差異，因而特作解釋以消解閱讀上的疑惑。但是，對於〈超人列傳〉的中國套語，顏文卻認為傳統小說的語言形式與科幻時空的文本環境不切合，反而減損了讀者對於科幻情境的投入。顏文的分析反映了在地文學傳統對科幻文類的印象批評，尤其是科學的西方血統與本土文化背景的隔閡，只是顏文的批判傾向應和西化的描寫；臺灣主流科幻論述卻試圖開創具備「中國風格」的科幻模式。
處身六○年代末期的臺灣文學場域氛圍與作家身分背景創作傾向，[70]臺灣兩篇科幻初作，在筆端間皆蘊藏著「傳統文化」的因子。然而歷經八○年代政治環境解嚴後，「合理化五○至七○年代威權高壓與國家機器宰制的國族一元論述，已然很難在八○年代，特別是中後期的政治氣氛中被廣泛接受」（林建光 131），「中國意識」與「臺灣意識」的論戰拉鋸，激盪在地多元文化場域的形成。在此同時，臺灣科幻步入發展的「黃金期」，[71]卻相對於臺灣文學場域對政治作用解構後的質疑，臺灣主流科幻論述仍然標榜「中國風格」的科幻小說，並寄望建立華文科幻創作特色，其中的「中國意識」如何在本地「政治 / 科幻」的國族認同中定位調適，除了「中國 / 臺灣」政治實體的解讀方向，[72]觀照科幻落居「中 / 西」民族文化追求「主體性」的風格意識，也許更能解釋臺灣主流科幻論述自早期的「在地化」到今日的「全球化」趨勢下，樂道「中國風格」創作路線的考量。
從臺灣科幻自我創作意識出現，臺灣主流科幻論述極力與西方科幻劃清界線，以彰顯本土科幻創作價值。張系國曾非議〈零〉對於西方科幻小說過多的引用，[73]周浩正在評審〈深藍色海洋〉也表示：「西方色彩非常強烈，故事敘述的方式也很西方，這點不知算不算缺點」（石靜文 1987.11.14）。挑剔西方科幻的模仿痕跡，阻斷西化的傾斜，樹立本土科幻創作觀念。反向面對「中國元素」的嘗試，卻認為是本土科幻書寫創意的展現。因此，張系國評審〈傀儡血淚〉時，稱許：「這是我第一次讀到成功地將武俠與科幻結合在一起的小說，它應該可以得獎……站在鼓勵結合傳統與現代的形式的立場，〈傀儡血淚〉的嘗試值得矚目、推薦」（朱綢孫 1990.1.5）。陳長房則讚譽〈老大姐注視你〉：「一般讀者如果希望將科幻小說本土化，即在全球都趨向一致的同時，能夠將本土性融入小說內來凸顯它的地域性，……引用了我們所熟悉的中國傳統故事背景─『聊齋』，實在非常好」（吳金蘭 1994:28-29）。沈浸在「中國風格」的民族意識中，促使文化特質的強調位居文類書寫的首要，「中國符號」的呈現，成為臺灣主流科幻論述標榜自我價值的捷徑。然而，「中國風格」路線的擇定，實際出於科幻推廣的需求，臺灣主流科幻論述企圖開創本土的「時代文學」，唯有轉化科幻的西方印象，才能為在地文學場域所熟悉。
對於科幻新文類推展的阻力，臺灣主流科幻論述更在傳統文化「科學陌生」的隔閡之外，看見「西化色彩」的閱讀障礙。所以「中國風格」的強調，首先運用在迎合讀者的閱讀需求，以利將科幻引進臺灣文學場域裏。受限於群眾普遍科學知識與興趣的貧乏，張之傑針對讀者排斥科學的心態，指出「科幻小說的民族風格化，是吸引讀者閱讀的手段」，「增加民族風格，使讀者意會到：這是中國人的故事，讓民族情感去淡化人們對科學的抗拒心理」（張之傑 1981:10，11）依附既有的閱讀習慣，藉由「中國風格」的包裝，消弭讀者的科學恐懼，並順勢將科學逐步納入我國文化中。此外，對於「科幻語言」的閱讀障礙，臺灣主流科幻論述也寄望透過「中國風格」的形塑來建構本土的「科幻語言」。後人（方大錚）表示傳統小說裏的玄妙名詞，「一搬出來，大家就有似曾相識的親切感，……一講出來，就理從詞生，令人點頭稱是」，卻對於「太空船，重力加速度，化學原子這類東西，即使搬出這些名詞來，大家因為身上沒有『科學細胞』，一時也無從想像」（後人 13）。兩者差異並非科幻假想的深奧難解，而是傳統小說詞彙運用的認知已深植於文化潛意識中，不待解釋。
張系國舉例中國讀者對武俠與科幻的接受態度，表示：
處身六○年代末期的臺灣文學場域氛圍與作家身分背景創作傾向，[70]臺灣兩篇科幻初作，在筆端間皆蘊藏著「傳統文化」的因子。然而歷經八○年代政治環境解嚴後，「合理化五○至七○年代威權高壓與國家機器宰制的國族一元論述，已然很難在八○年代，特別是中後期的政治氣氛中被廣泛接受」（林建光 131），「中國意識」與「臺灣意識」的論戰拉鋸，激盪在地多元文化場域的形成。在此同時，臺灣科幻步入發展的「黃金期」，[71]卻相對於臺灣文學場域對政治作用解構後的質疑，臺灣主流科幻論述仍然標榜「中國風格」的科幻小說，並寄望建立華文科幻創作特色，其中的「中國意識」如何在本地「政治 / 科幻」的國族認同中定位調適，除了「中國 / 臺灣」政治實體的解讀方向，[72]觀照科幻落居「中 / 西」民族文化追求「主體性」的風格意識，也許更能解釋臺灣主流科幻論述自早期的「在地化」到今日的「全球化」趨勢下，樂道「中國風格」創作路線的考量。
從臺灣科幻自我創作意識出現，臺灣主流科幻論述極力與西方科幻劃清界線，以彰顯本土科幻創作價值。張系國曾非議〈零〉對於西方科幻小說過多的引用，[73]周浩正在評審〈深藍色海洋〉也表示：「西方色彩非常強烈，故事敘述的方式也很西方，這點不知算不算缺點」（石靜文 1987.11.14）。挑剔西方科幻的模仿痕跡，阻斷西化的傾斜，樹立本土科幻創作觀念。反向面對「中國元素」的嘗試，卻認為是本土科幻書寫創意的展現。因此，張系國評審〈傀儡血淚〉時，稱許：「這是我第一次讀到成功地將武俠與科幻結合在一起的小說，它應該可以得獎……站在鼓勵結合傳統與現代的形式的立場，〈傀儡血淚〉的嘗試值得矚目、推薦」（朱綢孫 1990.1.5）。陳長房則讚譽〈老大姐注視你〉：「一般讀者如果希望將科幻小說本土化，即在全球都趨向一致的同時，能夠將本土性融入小說內來凸顯它的地域性，……引用了我們所熟悉的中國傳統故事背景─『聊齋』，實在非常好」（吳金蘭 1994:28-29）。沈浸在「中國風格」的民族意識中，促使文化特質的強調位居文類書寫的首要，「中國符號」的呈現，成為臺灣主流科幻論述標榜自我價值的捷徑。然而，「中國風格」路線的擇定，實際出於科幻推廣的需求，臺灣主流科幻論述企圖開創本土的「時代文學」，唯有轉化科幻的西方印象，才能為在地文學場域所熟悉。
對於科幻新文類推展的阻力，臺灣主流科幻論述更在傳統文化「科學陌生」的隔閡之外，看見「西化色彩」的閱讀障礙。所以「中國風格」的強調，首先運用在迎合讀者的閱讀需求，以利將科幻引進臺灣文學場域裏。受限於群眾普遍科學知識與興趣的貧乏，張之傑針對讀者排斥科學的心態，指出「科幻小說的民族風格化，是吸引讀者閱讀的手段」，「增加民族風格，使讀者意會到：這是中國人的故事，讓民族情感去淡化人們對科學的抗拒心理」（張之傑 1981:10，11）依附既有的閱讀習慣，藉由「中國風格」的包裝，消弭讀者的科學恐懼，並順勢將科學逐步納入我國文化中。此外，對於「科幻語言」的閱讀障礙，臺灣主流科幻論述也寄望透過「中國風格」的形塑來建構本土的「科幻語言」。後人（方大錚）表示傳統小說裏的玄妙名詞，「一搬出來，大家就有似曾相識的親切感，……一講出來，就理從詞生，令人點頭稱是」，卻對於「太空船，重力加速度，化學原子這類東西，即使搬出這些名詞來，大家因為身上沒有『科學細胞』，一時也無從想像」（後人 13）。兩者差異並非科幻假想的深奧難解，而是傳統小說詞彙運用的認知已深植於文化潛意識中，不待解釋。
張系國舉例中國讀者對武俠與科幻的接受態度，表示：
西方科幻小說有一套科幻辭彙，但是中國讀者還不熟悉，又加上對科學的恐懼感、排斥感與無力感，因此不容易接受科幻小說。中國武俠小說有一套武俠辭彙。我們讀到……不會繼續追問合理不合理，也不會產生排斥心理或無力感。為什麼？因為我們已經征服了這類的武俠語言。（張系國 1994a: xxvii-xxviii）
文類的接受與否，在於讀者是否熟悉「文類語言」的解讀，唯有結合民族文化的「科幻語言」，才易為本國讀者所接受。因此「科幻小說要在中國發揚光大，必須解決這兩個問題：中國意識的奇幻因素的開拓，以及中國風味的科幻語言的開展」（張系國 1994a:xxviii）。欲求臺灣科幻文學的生根，必須改造西方科幻文類的樣式，重新開墾臺灣科幻的原生土壤，以建構民族風格的科幻意識與語言。
然而「中國風格」的標榜，更根本的關鍵在於中西文化與意識形態的差異，導致臺灣主流科幻論述的民族自覺，進而成為華文科幻創作的利基。呂應鐘曾在兩岸呼籲：「由於東西方生活背景不同，民族意識不同，人民承傳的習性有很大的差異，文學表現方式當然不同。因此，要談創作科幻小說絕不可以西方文學的尺度來框架中國的科幻小說」（呂應鐘 1997:87）。對於科幻小說的外來移植，臺灣主流科幻論述透過中西文化背景的差異，試圖擺脫西化的影響，找到塑造本土風格的立足點。甚至訴諸民族意識的激勵，「我國歷史悠久，文化遺產為世界之最，古典文學作品之成就實非西方能比。因此，為何我國不發展自成風格的科幻小說，成為世界科幻潮流中的一股主流？難道要自卑地永遠跟在西方科幻作家後面」（呂應鐘 1997:87）。受制於現實科學環境的缺陷，臺灣主流科幻論述並未著眼在科學的「未來性」上與西方科幻競爭，[74]反而回顧傳統文學的民族優越，企圖將科幻文類統攝其中，標舉「民族性」以轉化西方科幻的「文化」隔閡，「自我東方化」的作用，使得創作「中國風格科幻小說」自然地成為臺灣主流科幻論述想望的目標。[75]
面對本土科幻的閱讀需求與民族文學意識，臺灣主流科幻論述尋求具體的創作模式，以彰顯科幻創作的「中國風格」。張之傑曾表示當前科幻創作的兩條路線，分別是「寫實路子」和「傳統路子」：前者強調以科幻創作來反映「目前社會」，「雖然在形式上是寫若干年後，但真正的意思仍舊落實在現實的例子」；後者「即指傳統中國路線，在目前而言，科幻小說仍需追隨傳統，傳統路子具體言之是指與中國事物有關的內容，這樣才能脫離歐美科幻小說的路子，避免重覆」。「總而言之，落實在現世、本土的層面上，才可以表現自己民族風格的科幻小說」（王美霞 137）。藉由本土立場出發的思想內容改造，達到科幻文類的民族化。其中「寫實」路子徹底為「文以載道」所發揮；「傳統路子」則開啟中國科幻史的文化溯源。
1982 年科幻小說座談會上，與會學者追溯科幻小說與神話、歷史之間的聯繫，從西方科幻的借鑑中，[76]提出朝向傳統文化發掘科幻素材的創作途徑，戴維揚指出：「我們要中國的科幻小說發達，大可借用中國的神話，這樣比較能接上我們的傳統」。黃海也附議：「重視中國歷史、神話是我們將來從事科幻小說創作的方向」。楊萬運則認為中國傳統的幻想作品與科幻小說有相同的幻想本質，「如我們能仔細的把中國的幻想作品整理一下，或可用來做將來發展我國科幻小說的資料」（邱彦明 1982:236，238，245）。將民族特徵的展現，實際地寄託在本國神話、歷史與傳統文學的運用上，混融了新文類形式與舊傳統內容的書寫模式，形成中國風格科幻小說；同時對於文化素材進行科幻詮釋的溯源，也開啟「中國科幻史」的根源探究，為外來的科幻文類接續上傳統文學的脈落，「回到中國古早的神話去找我們的根」（邱彥明 1982:236），區隔於西方科幻的移植影響，深究中國科幻的文化根基。
此外，相對於就既有的文學傳統複製中國風格，張系國認為中國科幻尚處於開創初期，必須「在實際創作的過程中，逐漸推展出中國科幻小說的獨特風貌」（張系國 1985a:1）。雖為「中國風格」保留了開放性的空間，卻也著眼中國讀者的閱讀喜好，提出中國科幻可能的面貌，因而指出「情義的理想在中國維持最久，假如有突破性的科幻作品，一定也會跟它結合起來。科幻小說不一定會採用歷史小說的形式，但中國人需要的東西會進去的」（呂學海、呂維琴 1983:132）。揭示「情義」的表現為中國文學創作的特質，結合「情義」的科幻小說，不但易為國人所接受，也能在科幻創作上另闢新徑。
然而，「中國風格」的鼓吹，雖然褪去科幻文類的西化印象，卻也導致科幻視野從開放性面向偏轉為寫實的觀照，座落在民族文學的表象下「科幻文類」與「文化傳統」本質的衝突更加尖銳，繼而引發不同的聲浪。其一是科幻文類「新奇感」的減損。為了適應中國讀者的閱讀習慣，科幻創作遷就民族文化背景固然有助於新文類的生根，只是過度依賴既有符碼的解讀，反而先行地制約了科幻文學的創造性。陳思和即批評張系國的「情義說」表示：「『情』與『義』本是中國傳統文化中人倫關係的核心，也是中國人思維模式中最習熟的文化語碼，科幻小說一旦溶合了情義傳統，它的陌生化效果頓失，科幻的色彩也隨之淡化」（296-297）。科幻創作本以非寫實的幻想見長，若是反覆操演傳統小說的敘事，恐將自囿於現實的窠臼，縱然顧及科幻內容的可讀性，卻也喪失科幻文類創新的潛力，造成民族意識主導創作構思的窘況。
再者，「中國風格」強烈的民族情感，也阻礙了科幻情境的開拓。「中國風格」的創作訴求對於建立民族特色科幻小說有其貢獻；然而面對科幻文類開放性的空間想像，鮮明的國族本位反而凸顯創作視野的局促。李歐梵在《星雲組曲》序言中道：
然而「中國風格」的標榜，更根本的關鍵在於中西文化與意識形態的差異，導致臺灣主流科幻論述的民族自覺，進而成為華文科幻創作的利基。呂應鐘曾在兩岸呼籲：「由於東西方生活背景不同，民族意識不同，人民承傳的習性有很大的差異，文學表現方式當然不同。因此，要談創作科幻小說絕不可以西方文學的尺度來框架中國的科幻小說」（呂應鐘 1997:87）。對於科幻小說的外來移植，臺灣主流科幻論述透過中西文化背景的差異，試圖擺脫西化的影響，找到塑造本土風格的立足點。甚至訴諸民族意識的激勵，「我國歷史悠久，文化遺產為世界之最，古典文學作品之成就實非西方能比。因此，為何我國不發展自成風格的科幻小說，成為世界科幻潮流中的一股主流？難道要自卑地永遠跟在西方科幻作家後面」（呂應鐘 1997:87）。受制於現實科學環境的缺陷，臺灣主流科幻論述並未著眼在科學的「未來性」上與西方科幻競爭，[74]反而回顧傳統文學的民族優越，企圖將科幻文類統攝其中，標舉「民族性」以轉化西方科幻的「文化」隔閡，「自我東方化」的作用，使得創作「中國風格科幻小說」自然地成為臺灣主流科幻論述想望的目標。[75]
面對本土科幻的閱讀需求與民族文學意識，臺灣主流科幻論述尋求具體的創作模式，以彰顯科幻創作的「中國風格」。張之傑曾表示當前科幻創作的兩條路線，分別是「寫實路子」和「傳統路子」：前者強調以科幻創作來反映「目前社會」，「雖然在形式上是寫若干年後，但真正的意思仍舊落實在現實的例子」；後者「即指傳統中國路線，在目前而言，科幻小說仍需追隨傳統，傳統路子具體言之是指與中國事物有關的內容，這樣才能脫離歐美科幻小說的路子，避免重覆」。「總而言之，落實在現世、本土的層面上，才可以表現自己民族風格的科幻小說」（王美霞 137）。藉由本土立場出發的思想內容改造，達到科幻文類的民族化。其中「寫實」路子徹底為「文以載道」所發揮；「傳統路子」則開啟中國科幻史的文化溯源。
1982 年科幻小說座談會上，與會學者追溯科幻小說與神話、歷史之間的聯繫，從西方科幻的借鑑中，[76]提出朝向傳統文化發掘科幻素材的創作途徑，戴維揚指出：「我們要中國的科幻小說發達，大可借用中國的神話，這樣比較能接上我們的傳統」。黃海也附議：「重視中國歷史、神話是我們將來從事科幻小說創作的方向」。楊萬運則認為中國傳統的幻想作品與科幻小說有相同的幻想本質，「如我們能仔細的把中國的幻想作品整理一下，或可用來做將來發展我國科幻小說的資料」（邱彦明 1982:236，238，245）。將民族特徵的展現，實際地寄託在本國神話、歷史與傳統文學的運用上，混融了新文類形式與舊傳統內容的書寫模式，形成中國風格科幻小說；同時對於文化素材進行科幻詮釋的溯源，也開啟「中國科幻史」的根源探究，為外來的科幻文類接續上傳統文學的脈落，「回到中國古早的神話去找我們的根」（邱彥明 1982:236），區隔於西方科幻的移植影響，深究中國科幻的文化根基。
此外，相對於就既有的文學傳統複製中國風格，張系國認為中國科幻尚處於開創初期，必須「在實際創作的過程中，逐漸推展出中國科幻小說的獨特風貌」（張系國 1985a:1）。雖為「中國風格」保留了開放性的空間，卻也著眼中國讀者的閱讀喜好，提出中國科幻可能的面貌，因而指出「情義的理想在中國維持最久，假如有突破性的科幻作品，一定也會跟它結合起來。科幻小說不一定會採用歷史小說的形式，但中國人需要的東西會進去的」（呂學海、呂維琴 1983:132）。揭示「情義」的表現為中國文學創作的特質，結合「情義」的科幻小說，不但易為國人所接受，也能在科幻創作上另闢新徑。
然而，「中國風格」的鼓吹，雖然褪去科幻文類的西化印象，卻也導致科幻視野從開放性面向偏轉為寫實的觀照，座落在民族文學的表象下「科幻文類」與「文化傳統」本質的衝突更加尖銳，繼而引發不同的聲浪。其一是科幻文類「新奇感」的減損。為了適應中國讀者的閱讀習慣，科幻創作遷就民族文化背景固然有助於新文類的生根，只是過度依賴既有符碼的解讀，反而先行地制約了科幻文學的創造性。陳思和即批評張系國的「情義說」表示：「『情』與『義』本是中國傳統文化中人倫關係的核心，也是中國人思維模式中最習熟的文化語碼，科幻小說一旦溶合了情義傳統，它的陌生化效果頓失，科幻的色彩也隨之淡化」（296-297）。科幻創作本以非寫實的幻想見長，若是反覆操演傳統小說的敘事，恐將自囿於現實的窠臼，縱然顧及科幻內容的可讀性，卻也喪失科幻文類創新的潛力，造成民族意識主導創作構思的窘況。
再者，「中國風格」強烈的民族情感，也阻礙了科幻情境的開拓。「中國風格」的創作訴求對於建立民族特色科幻小說有其貢獻；然而面對科幻文類開放性的空間想像，鮮明的國族本位反而凸顯創作視野的局促。李歐梵在《星雲組曲》序言中道：
我覺得張系國的「思鄉病」和「中國情義結」已經延展到他筆下的未來世界中去了，《星雲組曲》人物的感情和人際關係，多少都有點中國味道，……張系國對於未來世界裡的中國社會，並沒有批判的很厲害，而且，還在相當的程度下肯定了某些中國現存的價值觀念。這一個「中國結」，是否在科幻小說的藝術領域中也有存在的價值？張系國突破了寫實的框框，但是能否超越中國？（張系國 1980:7-8）
張系國的科幻創作突破了時空的限制，卻在思想意識上保留了「中國味道」，固然一方面是襲用傳統典故的客觀描寫；另一方面卻也透露作者「文以載道」時的民族思維，因而身處未來社會仍然顯見「中國」民族性格。刻意營造的「中國風格」，在某種程度上羈絆了科幻文類的想像與自身立場的批判。[77]「自我東方化」的潛在意識，反而將「文化中國」形塑成未來時空中慾望投射的「實體中國」。
儘管「中國風格」政治無意識的解構，証明臺灣主流科幻論述「自我東方化」的天真與侷限，然而在建構本土科幻的目標下，為了抵擋科幻小說外來書寫勢力的壓迫，確立本土科幻創作的主體性，揭舉中國風格的創作訴求，適足以民族文化後盾來舒緩科學焦慮的無力感；透過文化共識為號召也易凝聚華文科幻論述的響應。無可諱言「中國」標籤對臺灣本土政治歷史具有相當的敏感性，同質整體的國族想像更難以適應在地的多元政論，但是臺灣主流科幻論述面對不可避免的西方科幻的假想「他者」，採取「以中化西」的文化對抗策略也就能夠理解。再審視今日「全球化」潮流，殊不見電影「臥虎藏龍」與「霹靂布袋戲」正是在全球文化趨同現象下，以民族文化元素彰顯「在地化」特質的科幻典範。「中國風格」的意義，不該拘泥在政治實體或地理空間的投射，也非現存價值觀念的再現，而是正在形塑新生的文化意識，套用王德威提出的：「小說之類的虛構模式，往往是我們想像，敘述『中國』的開端」(4)。「中國符號」的引用，也只是塑造「中國風格」科幻小說的其一成分與開端，而非既有印象的再製。
三、結語
回顧臺灣文學場域的科幻發展，科幻文類自始即被臺灣主流科幻論述懷抱著實用目的而收編，自我區隔於次文化的通俗性，以建構「本土科幻」為名，試圖塑造「正統」的「菁英科幻」類型，針對「想像讀者」推廣新的「知識文類」，因而帶動臺灣主流科幻論述的闡發。標舉「時代文學」的旗幟下，臺灣主流科幻論述以未來文學主流與科學啟蒙教育來爭取科幻的文學定位，卻導致科幻文類僵固在「形塑經典」的想像中，面對既存的通俗科幻，只好採取排他性的思考策略進行文類改造，並透過科幻獎與反覆批判來鞏固指導路線的正確。然而「正統 / 通俗」文學閱讀法則的根本矛盾，牽制了科幻議題的開展，臺灣主流科幻論述轉向要求文類創作的「正當性」，因此在文學位階上力求與「主流文學」齊驅；在科學敘述上謹守「現實科學」規範；在文學建設上堅持「中國風格」的民族特徵，以嚴肅態度刻畫出「本土科幻」的範型，卻也積習成常掣肘科幻論述的靈動應變。臺灣主流科幻論述去歷史化的操作，引發了其他菁英對主流論述的離心，尤其面對「後現代」文學思潮的推瀾與性別論述的反思重構，更加凸顯科幻文類的擅場特質，馳騁脫韁不羈的想像變化，翻轉主流科幻的既存模式。奇幻文學的衝擊，也刺激主流科幻論述的反省，突破僵固的科學界域，科幻論述容納跨文類、跨學科的對話，在科幻場域中展露異質多元的新貌。臺灣主流科幻論述的合時調整，新興科幻論述的崛起活躍，兼容運作在臺灣科幻論壇上激盪發聲，吸納修正，共同推進臺灣科幻論述的建構發展。
儘管「中國風格」政治無意識的解構，証明臺灣主流科幻論述「自我東方化」的天真與侷限，然而在建構本土科幻的目標下，為了抵擋科幻小說外來書寫勢力的壓迫，確立本土科幻創作的主體性，揭舉中國風格的創作訴求，適足以民族文化後盾來舒緩科學焦慮的無力感；透過文化共識為號召也易凝聚華文科幻論述的響應。無可諱言「中國」標籤對臺灣本土政治歷史具有相當的敏感性，同質整體的國族想像更難以適應在地的多元政論，但是臺灣主流科幻論述面對不可避免的西方科幻的假想「他者」，採取「以中化西」的文化對抗策略也就能夠理解。再審視今日「全球化」潮流，殊不見電影「臥虎藏龍」與「霹靂布袋戲」正是在全球文化趨同現象下，以民族文化元素彰顯「在地化」特質的科幻典範。「中國風格」的意義，不該拘泥在政治實體或地理空間的投射，也非現存價值觀念的再現，而是正在形塑新生的文化意識，套用王德威提出的：「小說之類的虛構模式，往往是我們想像，敘述『中國』的開端」(4)。「中國符號」的引用，也只是塑造「中國風格」科幻小說的其一成分與開端，而非既有印象的再製。
三、結語
回顧臺灣文學場域的科幻發展，科幻文類自始即被臺灣主流科幻論述懷抱著實用目的而收編，自我區隔於次文化的通俗性，以建構「本土科幻」為名，試圖塑造「正統」的「菁英科幻」類型，針對「想像讀者」推廣新的「知識文類」，因而帶動臺灣主流科幻論述的闡發。標舉「時代文學」的旗幟下，臺灣主流科幻論述以未來文學主流與科學啟蒙教育來爭取科幻的文學定位，卻導致科幻文類僵固在「形塑經典」的想像中，面對既存的通俗科幻，只好採取排他性的思考策略進行文類改造，並透過科幻獎與反覆批判來鞏固指導路線的正確。然而「正統 / 通俗」文學閱讀法則的根本矛盾，牽制了科幻議題的開展，臺灣主流科幻論述轉向要求文類創作的「正當性」，因此在文學位階上力求與「主流文學」齊驅；在科學敘述上謹守「現實科學」規範；在文學建設上堅持「中國風格」的民族特徵，以嚴肅態度刻畫出「本土科幻」的範型，卻也積習成常掣肘科幻論述的靈動應變。臺灣主流科幻論述去歷史化的操作，引發了其他菁英對主流論述的離心，尤其面對「後現代」文學思潮的推瀾與性別論述的反思重構，更加凸顯科幻文類的擅場特質，馳騁脫韁不羈的想像變化，翻轉主流科幻的既存模式。奇幻文學的衝擊，也刺激主流科幻論述的反省，突破僵固的科學界域，科幻論述容納跨文類、跨學科的對話，在科幻場域中展露異質多元的新貌。臺灣主流科幻論述的合時調整，新興科幻論述的崛起活躍，兼容運作在臺灣科幻論壇上激盪發聲，吸納修正，共同推進臺灣科幻論述的建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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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依據馬森對臺灣小說家的區分，張曉風（1941 年生，籍貫江蘇）與張系國（1944 年生，籍貫四川）二人皆屬於「臺灣熔爐第二代（一九四○至一九四九年出生者）」，「但是沒有人認為外省籍的作家是『鄉土小說』家」，「在外省籍作家不可避免地保有了『中國結』的情況下」（182），二人行文間自然流露「中國意識」的國族認同。
[71] 依據傅吉毅的分期，1980-1994 年期間為臺灣科幻發展的「黃金期」（34）。
[72] 林建光認為在八○年代「統 / 獨」、「中國 / 本土」論爭中，「張系國、黃海屬於中國國族意識相當明顯的統派政治科幻小說家」（133）。
[73] 張系國認為〈零〉「這個故事不少的構想、靈感來自其他的科幻名著」，「借用很多別的作品的情節」（邱彥明 1981:12，33），在科幻創意上較顯不足。
[74] 向鴻全認為中國近代史上誤將「現代化」等同「西化」的偏執，導致「民族自卑情節」的現象，似乎在華文科幻面對「科學 / 西方」與「想像 / 中國」兩端點擺盪時重演（向鴻全 2001）。或許因此，華文科幻迴避「科幻想像」的創新，選擇以民族文學的書寫方向來凸顯本土科幻的特質。
[75] 張系國曾就發展民族文學指出：「民族文學必須同時在內容與形式兩方面求變求新，發揮最大的創造力，或許真能塑造中華民族的民族意識，為廿世紀的中國文學放一異彩」(張系國 1974:83)，對應其積極提倡「科幻小說」，展現了寄望科幻新文類發揚民族意識的文學理想。
[76] 會議中提及威爾斯從歷史神話的觀點寫作科幻，艾西莫夫取法吉朋的《羅馬帝國衰亡史》創作《帝國三部曲》，盧卡斯以編織現代神話的立場，拍攝《星際大戰》等成功實例，鼓勵中國作家結合本國神話、歷史，發展中國風格科幻小說。
[77] 林建光指出「一旦作品淪為投射作者思鄉情懷的螢幕，他的歷史敏銳度常常會大打折扣，不論這個『鄉』指的是臺灣或中國，或任何想像社群」（138）。片面的國族立場將導致未來想像淪為既有意識形態的延續，耗損科幻文類想像的開拓性。因此「具『中國風味』的科幻小說削弱了作品裡的批判力道」（130）。
→ 參考書目
[70] 依據馬森對臺灣小說家的區分，張曉風（1941 年生，籍貫江蘇）與張系國（1944 年生，籍貫四川）二人皆屬於「臺灣熔爐第二代（一九四○至一九四九年出生者）」，「但是沒有人認為外省籍的作家是『鄉土小說』家」，「在外省籍作家不可避免地保有了『中國結』的情況下」（182），二人行文間自然流露「中國意識」的國族認同。
[71] 依據傅吉毅的分期，1980-1994 年期間為臺灣科幻發展的「黃金期」（34）。
[72] 林建光認為在八○年代「統 / 獨」、「中國 / 本土」論爭中，「張系國、黃海屬於中國國族意識相當明顯的統派政治科幻小說家」（133）。
[73] 張系國認為〈零〉「這個故事不少的構想、靈感來自其他的科幻名著」，「借用很多別的作品的情節」（邱彥明 1981:12，33），在科幻創意上較顯不足。
[74] 向鴻全認為中國近代史上誤將「現代化」等同「西化」的偏執，導致「民族自卑情節」的現象，似乎在華文科幻面對「科學 / 西方」與「想像 / 中國」兩端點擺盪時重演（向鴻全 2001）。或許因此，華文科幻迴避「科幻想像」的創新，選擇以民族文學的書寫方向來凸顯本土科幻的特質。
[75] 張系國曾就發展民族文學指出：「民族文學必須同時在內容與形式兩方面求變求新，發揮最大的創造力，或許真能塑造中華民族的民族意識，為廿世紀的中國文學放一異彩」(張系國 1974:83)，對應其積極提倡「科幻小說」，展現了寄望科幻新文類發揚民族意識的文學理想。
[76] 會議中提及威爾斯從歷史神話的觀點寫作科幻，艾西莫夫取法吉朋的《羅馬帝國衰亡史》創作《帝國三部曲》，盧卡斯以編織現代神話的立場，拍攝《星際大戰》等成功實例，鼓勵中國作家結合本國神話、歷史，發展中國風格科幻小說。
[77] 林建光指出「一旦作品淪為投射作者思鄉情懷的螢幕，他的歷史敏銳度常常會大打折扣，不論這個『鄉』指的是臺灣或中國，或任何想像社群」（138）。片面的國族立場將導致未來想像淪為既有意識形態的延續，耗損科幻文類想像的開拓性。因此「具『中國風味』的科幻小說削弱了作品裡的批判力道」（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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