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從〈人類工程學―兼談「超人列傳」與「潘渡娜」〉談起
1969 年顏元叔發表〈人類工程學―兼談「超人列傳」與「潘渡娜」〉，這篇在臺灣科幻文論史上具有開創意義的論述，姑且略過該篇歷史因素下「科學小說」的稱謂，以此為立論基準，將之與臺灣歷來科幻文論並觀，筆者發現臺灣主流科幻論述中，類似的主張可能在異時異地反覆提出。此現象顯示：透過個別科幻評論者的認知操作下各自表述所匯成的主流科幻論述，整體而言缺乏歷時演變的時代感；同時也反映臺灣科幻文論環境，長期拘泥在特定的論點上，變動甚緩。臺灣科幻論述凝聚的主流共識，反覆循環地制約影響了本土科幻的長期認知，成為菁英科幻論述批駁深陷的戰場；期間雖然也有少數跳脫主流科幻論爭的菁英論述逐漸成形，然而，遲滯的科幻論題，自首篇本土科幻論述迄今，仍盤踞臺灣主流科幻論述的要津。本文援引顏文為基點，益加凸顯此現象，以下針對「主流文學取向」、「現實科學主導」、「中國風格科幻」三論點，探究臺灣主流科幻論述在其中的對話。
（一）主流文學取向
我們會發現它們的主題，都有高度的嚴肅性，絕非輕浮幻想者流。(42)
顏文在分析兩篇「科學小說」之初，首先強調兩篇小說探討了嚴肅的主題，與「輕浮幻想者」不同，並補述「實際造人總有到來的一天」(42)，為小說超前的科幻想像緩頰。刻意淡化科幻虛構的舉動，透露了承襲正統觀點看待科幻文類通俗印象的壓力，因而標榜嚴肅主題，為其後續的批判找到主流立場的「正當性」。臺灣科幻的兩篇開山之作，出自兩位主流作家意外卻又成功的文類嘗試，成熟的主流文學創作經歷下，自然有其承續的寫作水平，表露嚴肅主題並不令人意外。然而，「臺灣科幻小說的出場性格」（藍建春 328），[29]強調嚴肅創作主題，無意間也為科幻轉化通俗印象，躋身文學主流，奠定了本土科幻的書寫傳統。
1994 年林燿德曾就科幻文學在臺灣文學場域的「論述地位」與「市場機制」指出：「當代文學評論界並沒有肯定科幻文學的地位，……所有文學評論與文學史言談皆摒除了科幻小說的存在。……就讀者而言，臺灣大部分科幻文學的潛在市場已經被倪匡的『驚奇故事』和日本科幻漫畫所佔據」（林燿德 1993c:44-45）。臺灣科幻評論者憂慮對外見不到主流文學範疇裏的立足之地；對內卻發覺本土科幻的讀者逐漸流失，長期以來的科幻推廣策略，並沒有實現預期的理想。即使到了 2003 年交大舉辦「科幻研究學術會議」，依然標舉「為了提昇華人科幻研究的學術位階」[30]為號召，臺灣科幻發展史似乎始終在為提升科幻的文學與學術價值而努力，希望獲得與主流文學對等的待遇；只是在爭取認同的當下，卻也暴露論述者以主流位置看待科幻次文類「邊緣」的不滿，忽略了科幻展現的「旁若」特性與價值。
追溯科幻向主流靠攏的肇始，與早期臺灣科幻作家出身主流的正統思維有潛在的淵源。黃海分析說：「科幻小說作者在思考自己作品在傳統主流文學中的地位後，不免興起一股向主流文學爭取認同的盼望，或是利用科幻想像與虛構方面的優點，尋找主流文學的不足之處，向主流文學靠攏或與之合流」（黃海 1996:10）。對於跨界創作的主流作家而言，科幻形式只是其承載正統思想的一種新嘗試，而非媚俗的次文類創作，因而在創作動機上並未自外於主流文學，反而刻意與市場的通俗科幻區隔，為本土科幻小說預設了另一種理想科幻類型。此外，賦予科幻實用功能的說法，[31]也亟欲撇清通俗科幻娛樂消遣的既有印象，謀求「臺灣科幻小說」創作的價值，因而選擇背離通俗文學，向嚴肅創作推進。
王建元認為「科幻絕不逃避文學與人生，本質上創作過程和文學創作沒有兩樣」（呂學海、呂維琴 1983:133）。如此，科幻要向主流靠攏，就可以「純文學」的寫作規範來要求科幻創作，其中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提高科幻的「文學性」。鄭明娳評論〈自行車上的人〉指出：「它的文學性高，能夠返身主流文學，比起當前主流科幻僅能身居主流文學的邊緣文學而言，本文不僅可以拓寬科幻小說的創作領域，又可以突顯科幻小說的意義與地位」(60)。藉由「文學性」的強化，使科幻趨近主流中心，企圖獲致正統的垂青。因此，臺灣主流科幻論述強調在科幻想像中表達嚴肅主題，在形式上保有科幻小說的特徵；在精神上則與主流文學相通。於是，張系國提出的「文以載道」訴求，「強調他筆下的未來社會和今日社會的共通性和連貫性」（張系國 1969:14），自然鏈結上主流文學的現實關懷，並延續主流文化中的「人性」主題，[32]自外於消費市場「通俗娛樂」的需求，形成臺灣科幻場域菁英科幻與通俗科幻的分途。因此在「文以載道訴求」的創作動機下，以科幻敘事表現「人性主題傳統」，並自我區隔「科幻分流分眾」的論述策略中，足見臺灣主流科幻論述將科幻推向主流文學的企圖。
1、文以載道訴求
觀察張系國創作〈超人列傳〉的「寫實」初衷，[33]與〈奔月之後〉區分現代科幻小說為「機關佈景」、「文以載道」兩派時的態度，已隱隱透露個人科幻創作的偏好。[34]「文以載道」的選擇，除了受制於「機關佈景」的科學難度，[35]更重要的是主流文學的寫實精神，移轉成為科幻小說寄寓「嚴肅主題」的要求。[36]張系國界定「文以載道」言：「文以載道派的作家多半對現在的社會狀況有所不滿或擔心這社會將會走到他所反對的方向去，因此故意將他所不滿或反對的社會狀況加以擴大渲染，筆之為書，以警惕世人」（張系國 1969:14）。從「現實社會」延伸，將「擴大渲染」的手法寄託予科幻的技法，「文以載道」事實上如同舊酒新瓶，「科幻情節只是用來表達主題的工具」（呂學海、呂維琴 1983:128），啜飲後仍是關注現實的「警世」味道。於是在評論者價值判斷的暗示下，[37]「文以載道」成為臺灣科幻創作的主導原則。
張系國曾表明科幻文類僅是創作形式的一種選擇，「科幻小說不過是我創作的一個方式。寫作既然是追求真實的方式，寫實的方法好像是最直接的。但是我感覺到寫實的或是感時憂國的寫法有局限性，眼見的並不是唯一的真實，人不是平面的動物，應有很多表現的方法，而科幻，只是我選擇的一種」（沈冬青 31）。在寫實理念的觀照中，科幻提供不同於寫實傳統的超現實角度，透過科幻陌生化，形塑一個對照於現實世界的虛擬空間，同樣達到「再現真實」的目的。然而，科幻的選擇，是彌補主流書寫的局限性；根本的寫作目的，仍是為了寄寓真實。因此，唯有在「文以載道」的保證下，科幻才能符合文學創作的要求，成為作家主流書寫之外，創作上利便的形式選擇。[38]
除了「載道」的書寫優勢，科幻評論者也發覺科幻小說專擅的時代課題，沈君山即道：「科幻小說所引進的不只是科學，而是『在科技發展下，技術與規範層面皆產生與過去不同的價值觀念或社會規範，因此帶來一些社會問題』」（石靜文 1987.11.13）。在科學傳播的實用功能之外，特別指出科技發展所引發的現實思考，將之歸類於科幻文類的主題範圍，扭轉科幻娛樂消遣的通俗印象，賦予嚴肅的創作意義，成為順應科技時代的主流文學新貌。於是臺灣主流科幻論述無論在書寫形式與內容主題上皆朝向「文以載道」的指導路線，想像科幻亦能躋身主流的「文學性」呈現。
然而，「文以載道」著眼於嚴肅的創作主題，強烈的菁英取向，偏離通俗文學的大眾性格。許素蘭批評：「張系國的科幻小說屬於『文以載道派』，不僅無法滿足讀者『純娛樂性質』的閱讀需求，有時候讀起來甚至充滿歷史輪迴的悲涼與沉痛」（許素蘭 11）。因此，在 1991 年「科幻大對決」座談會上引發「文以載道」的激辯。怪罪者以為「『文以載道』限制了臺灣科幻小說的發展面，自絕於眾」，認為「不必給科幻小說太重的思想負擔」；張系國卻辯駁所載之「道」，不是主流文學「約定俗成」的「傳統之道」，「而是尋找傳統之外的另一面，由而走上另一『道』」，（張國立 1992:99，103）張系國雖然肯定科幻文類有其自身的價值，然而在菁英論述的視野中，以嚴肅的創作態度，來消解通俗文類的輕浮印象，並企圖形成與主流抗衡的另一「道」。因此，無論所載之「道」為何，「文以載道」實用性的目的，實已偏離讀者自發的喜好，落入正統觀點判斷「文學」價值的窠臼。最終，張系國以「我們尚未好好開發讀者，也未掌握住通俗性」（張國立 1992: 103）回應；只是面對大眾市場倪匡科幻的成功，主流菁英的「文以載道」訴求，導致臺灣科幻小說喪失其通俗性，成為必須「開發」讀者的文類。臺灣主流科幻論述鼓吹「文以載道」助益了臺灣科幻「質」的提升，然而取捨失衡的同時也成為大眾讀者卻步的箍咒。
2、人性主題傳統
這兩篇在自由中國難能可貴的科學小說都基於一個對峙：不變的人性對峙多變的科學。……簡言之，他們的主題是：科學迫害人性。(43)
自科學時代以來，人類對於科學發展，始終並存著樂觀與悲觀的態度，但是對人文主義者而言，「在未來的歲月中，求知慾與科學將直接侵入到人性的範疇裏來」（顏元叔 43），科技恐慌升高了「人性」與「科學」的衝突。顏文指出兩篇科幻作品共同為此提出了憂慮，不僅反映臺灣科幻作家面對科學衝擊最直接關注的科幻主題，也透露出傳統文化素養下的人文思維。
張系國批評：「只有二流科幻小說家才會認為，科幻小說的目的祇是預測未來，或者述說一個離奇的故事。科幻小說的主題仍不能脫離人性」（張系國 1978:62）。選擇以「人性」作為指導科幻創作的主題，並藉此判斷科幻創作的價值，在「永恆的人性」主題政治正確下，忽略了新文類主題開拓的意義，反而將科幻的開放性視野，斂縮在人性的關注上。[39]然而，檢視臺灣主流科幻論述標榜以「人」為出發點的創作，除了因應「文以載道」的訴求，根本的目的仍是聯繫主流文學的管道。
黃凡自言：「我認為現在科幻小說幾乎也可被視為正統文學，我個人就是從事這種嚴肅文學創作，藉著科幻來表達我一些嚴肅的想法。我認為正統文學是以『人』為出發點，完全描寫人的處境。藉著科幻、未來世界的探討，立足點還是在現代、這個時代，這種立場就可以漸漸接近嚴肅文學」（邱彥明 1982:224）。人文主義的思維影響下，視「人」為文學創作的源頭；推及科幻創作，在「寫實觀點」的科幻解讀中，[40]自然認為兩者只是異派同源的形式差異，因而認定只要掌握「人」為出發點，科幻小說也能表現嚴肅主題，晉身主流。
侷限在人文主義的創作觀點中，科幻論述對「人性」的認知，也承襲傳統道德價值的判斷。以〈零〉的「末日」情境為例，在總評會議上，朱炎說：「一般作品不論如何悲觀，總會有一絲人性的陽光，而在這篇作品裏完全沒有，這在藝術上是個很大的缺點」。姚一葦也認為通篇充滿了無力感，「使這篇小說讀完之後很不舒服」，因為「缺少這種鼓勵人心的力量」[41]（邱彦明 1981:15，16，17）。科技發展下人類的無能，是科幻創作常見的主題，若是齟齬科技凌駕人性的發展，規範作品呈現積極樂觀的啟示，無異是對創作意念的傷害。
因而在人文主義的文化承襲下，正統觀點制約了科幻創作的想像空間，偏向人類中心的判斷，將使科幻創作被天生自然的人類想像所掣肘，自外於與時俱進的「人類」概念發展，[42]以致王建元警示說：「近代以來的中國文學家，大都受到現代主義思潮的影響，以人為本，強調人的力量，這無疑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科幻世界的空間」（王建元 2000）。
因此，相較於臺灣主流科幻論述基於人性堅持的科技恐慌，90 年代本土科幻新興的「酷兒科幻」與「異端書寫」風格，顯現了強烈的科學期待，超越了「利器興國」的科技服務層次，科學發展提供其解構傳統人性基礎的可能想像，突破主流科幻論述的「人性」框架。處身後現代時期，「人類」作為一個變動不居的概念，臺灣主流科幻論述仍持續關懷傳統的「人性」主題，對比科幻創作的超前想像特質，反而顯得保守。[43]
3、科幻分流分眾
當倪匡科幻以通俗娛樂的消費屬性，「主動迎合大眾的接受慾望」（黃惠慎 33），佔領臺灣科幻市場之際；臺灣主流科幻論述堅持「文以載道」的嚴肅創作態度，試圖架構足以躋身主流的中國風格科幻小說。於是，臺灣科幻場域並存著「通俗科幻」與「菁英科幻」兩脈支流，偶有交集[44]卻又涇渭分明地經營著各自的範疇。對臺灣主流科幻論述而言，外來（西方 / 日本 / 倪匡）科幻消費娛樂的通俗面貌，是建構本土科幻首要釐清的對象，於是在科幻論述場域內展開「菁英劃界」的行動，藉以端正臺灣科幻創作的嚴肅路線，彰顯本土科幻的正統地位。
黃海認為「偵探科幻（日本科幻、倪匡科幻）」，「武俠科幻（星際大戰）」和「恐怖科幻」等通俗科幻類型，「這些科幻小說，在我們看起來，是不該列入科幻的文學正統裏面。我們應該討論的還是科幻的文學，科幻如何文學化，以及如何提高層次的問題」（邱彦明 1982:213）。將科幻區分為正統科幻與非正統科幻兩類，臺灣科幻隸屬於超越通俗文類的正統創作，以追求文學性為要務。沈君山則道：「倪匡的小說，非常的熱鬧，很吸引人，但沒帶什麼『訊息』；而張系國的小說，經常希望把時間的演進所帶來的衝突在作品裏表達出來。……小說從古典的方式到用科幻的方式寫作，因為有新的背景，可以有新的表現」（邱彦明 1982:215）。認為倪匡科幻寫作精采具吸引力，然而「言之無物」純屬消遣娛樂的通俗讀本；張系國作品則蘊藏哲理，在新的時代文類表現下，呈現不同的風貌。「閱讀趣味」與「文以載道」成為兩類科幻創作鮮明的特色與區隔。
張系國再將倪匡科幻區分為長篇與短篇，不但為其出版短篇科幻集，並為之寫序，說道：
倪匡的長篇小說，多為懸疑曲折、趣味性極高的故事。這本短篇小說選集裏收錄的作品，都和他平日的風格大相逕庭。……我個人的看法，這些短篇可能是倪匡最好的部分作品，不僅寫的用心，也深刻地表現了人性複雜矛盾的一面。……這些短篇小說，趣味性或許不如倪匡所慣寫長篇小說，文學價值卻無疑更高。（倪匡 1985:2）
肯定長篇小說的「趣味性」，更看重短篇作品所表現的深刻「人性」，在「趣味」與「人性」的對照中，顯示其「文學價值」的判定。解讀倪匡科幻短篇的收編動機，論者藉由「長 / 短」篇幅的區分，實則進行了「通俗 / 菁英」的劃界；且將倪匡科幻短篇從「倪匡體」科幻的通俗印象中抽離，使得兩種科幻創作取向的區隔更加明確。
菁英劃界的行動，二分了臺灣科幻「載道 / 趣味」的創作取向，也確定了臺灣科幻「菁英 / 通俗」路線的純淨，截然不同的創作理念，錯置在不同的範疇裏，反而有助於兩脈科幻類型的安然發展。因此，面對「文以載道」與「通俗趣味」的次第取捨，張系國堅定地說：「我們必須先確立，中國科幻小說是嚴肅的文學形式，然後再增加通俗趣味不遲」（張系國 1986:1）。為了鞏固「以中國作家的嚴肅創作為主，提倡具有中國風味的科幻創作」（張系國 1987:1），「忽略通俗趣味」是「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的科幻小說，所必須經過的階段，必須付出的代價。」（張系國 1986:1）在建構臺灣科幻主體，以躋身主流的明確目標下，面向大眾讀者「通俗趣味」的需求，也就不在現階段「嚴肅創作」的考量內。[45]基此意義，臺灣科幻論述場域存在著清楚的「菁英 / 通俗」分流分眾創作意識，各自將科幻創作帶往預期的目標發展。[46]臺灣主流科幻論述，以「主流文學」的創作態度，想像本土科幻的「文學性」，試圖藉由「嚴肅主題」的表達，塑造「臺灣科幻小說」的時代文學形象，因此在新文類的書寫形式下，堅持「文以載道」，承續「人性主題」，並自我區隔「菁英 / 通俗」的創作路線，期以躋身主流行列。對於主流科幻論述的正統化傾向，張系國雖曾表示「科幻小說自外於主流，可以不需要主文化的認可」（呂學海、呂維琴 1983:124）。[47]然而，當其轉而訴諸嚴肅的「文以載道」標準時，仍然未脫正統觀點看待文學價值的判斷；對於「人性主題」的眷戀，也承繼著主流文學的關懷；而「菁英 / 通俗」的路線批判，非但自絕於科幻文類的通俗特質，更是明顯以主流位階為目標。歸究臺灣主流科幻論述與主流文學的密切關係，最根本的動機應出於對「臺灣科幻小說」的期望，正如呂應鐘所言：「在廣大讀者群中獲得應有的肯定，在文學界中樹立足以領導當代文學邁向廿一世紀的文風」（陳思和 301），當臺灣主流科幻論述始終懷抱此目標，潛隱其中的正統基因就不會稍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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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藍建春指出：「在書寫的形式層面上，利用的是屬於大眾範疇沒錯，但是骨子裡負載的，卻不見得與大眾範疇有多大干係」(328)。
[30] 在「2003科幻研究學術會議」網站上，大會宣告「為了尋找華人科技未來的關照視角，為了刺激華人科學幻想的創造潛力，也為了提昇華人科幻研究的學術位階」，因此召開「第一屆科幻研究學術會議」。
[32] 王建元指出：「臺灣的文藝長期浸淫在中國傳統特有的人文主義中。……臺灣的主流文化一直擺脫不了人文價值掛帥的局面」（王建元 1994:4）。雖然對「人」的過度偏執不利於科幻創作，然而著重「人性」主題的表達，卻能趨附主流文學，減少對「科幻」「硬性」印象的排斥。
[33] 張系國自言其創作科幻的動機出於個人處身陌生環境的感觸，強烈的「陌生感」契合科幻「陌生的美」主題，因緣際會下選擇以「科幻」表達當下的感觸。參見傅吉毅訪談紀錄（傅吉毅 149）。
[34] 張系國定義「機關佈景」派時說該派作家，「事實上就是在搬弄各種科學機關利器，再湊上一個故事」（張系國 1969:9）。並點出「新奇感」疲乏的缺陷。
[35] 「機關佈景」派除了要求作者具有相當的科學背景外；就讀者立場而言，後人（方大錚）認為此類「科學機關利器」之作，「我們的傳統文化背景，今日社會的意識形態，根本都難以滋養歐美形式的科學幻想小說」（後人 12）。
[36] 李歐梵指出中國寫實傳統牽制了想像力的發展：「中國現代文學中的感時憂國精神，經過長期的『政治化』以後，真是變成了創作上的框框」（張系國 1980:3）。然而，其僅論及掙脫題材上的幻想限制，卻仍要求在作品中承載更深層的哲理。
[37] 葉李華甚至以「正統科幻迷」的角度，區分科幻的「真」、「偽」。指出「真科幻不但科學與幻想兩大因素並重，還具有深層的哲理與人文思想，……偽科幻則以娛樂性為主，熱鬧有餘而深度不足，欠缺發人深省的內涵」（張系國 1998:308）。
[38] 沈冬青分析張系國的科幻動機，「對於海外作家寫作時面對真實世界兩難的尷尬局面，科幻的題材將時空轉移，疏離這樣的問題，反而有更大的創作自由」（沈冬青 31）。「再現」的詮釋，紀大偉在《文學風景》節目中也提及，「當時寫科幻小說非常大的動機，是逃離現況。科幻小說其實也是一個對臺灣寫實主義的逃離。」選擇科幻創作是爲了順利表達「對於臺灣現實社會的不滿」，「借由科幻這樣一個框架談現在的社會」，「以古諷今或是以未來諷今」（紀大偉 2001）。
[39] 沈君山在評論〈傷逝者〉時即道：「太過偏重政治，往往忽略了人性本身是一個更基本的問題」（呂學海 1984.10.21）。然而當強調「人性」作為文學主題的最高準則，卻又漠視了科幻對其他主題的包容與價值。
[40] 林燿德認為：「科幻小說家並不是未來學者或者預言家，小說中的科幻空間真正的意義，仍在於面對本體論以及人性的常與變」（林燿德 1993a:306）。科幻寫作提供了虛擬的空間環境，作為檢驗「本體」與「人性」的途徑。
[41] 對於〈零〉的悲觀，也有不同的解讀。如高天生說：「張系國說小說題為〈零〉是透露作者的悲觀，我們認為並非事實，因為在面對精緻運作的極權暴力時，友誼、愛情、正義雖然都會喪失意義，但是人依然可以用不妥協的意志，來肯定自己」（212）。
[42] 「人類」概念的變化，隨著科技的發展逐漸從「科幻想像」轉為可能，「現代人逐漸失去控制自己身軀和體形的能力，……社會上出現了嚴重的軀體危機和尖銳的身體政治」（王建元 2002）。晚近出現的「後人類」論述即是對前代「人類」觀念的顛覆；而科幻文學則提供「後人類」的未來想像。
[43] 王建元對此表示：「我更認為臺灣的科幻作者的思考層次應超離了傳統的人文主義和環繞它的其他哲學體系，不要老為所謂人性和以人為中心的自大心態說話」（王建元 1995:257）。
[44] 黃惠慎指出倪匡科幻所以被臺灣本土科幻作家認同，主要有兩個因素：其一「時代背景的促成」，「基於同為華人，共同從事中文科幻創作的立場下，對於這些本土作家而言，也不失為一條向臺灣讀者推廣科幻文學的路徑」（29）。二是「關心現實人生的科幻書寫」，「創作具有中國風格而關懷人世的科幻小說的理念」（29，31）的共同出發點。此外，加上張系國的推薦，因而被臺灣科幻文壇所接受。
[45] 雖然就實際創作發現，載道的創作動機和趣味的閱讀取向並非截然二分，如張系國《夜曲》，就以中國典故的橋段嫁接科幻構思，改寫之後趣味盎然。然而，此類嘗試往往偶出於消遣之作，面對嚴肅主題的闡述，通俗娛樂仍居次要的創作考量。
[46] 筆者認為就文類「金字塔」結構觀察，臺灣主流科幻在以「嚴肅創作」建構臺灣科幻主體特色的路線上，確實成功地培養出濃厚「文以載道」色彩的科幻作家與作品，奠定臺灣科幻「上層結構」基礎。相較於「通俗科幻」創作動機與預設讀者的不同，單以「讀者數量」作為判斷成敗的標準是不公允的。
[47] 張系國提出：「科幻小說在國外發展，與讀者俱樂部有很大的關係，因為他們自外於主流，是次文化（subculture），所以不需要主文化的認可，他們可以發展出自己的一套。到現在讀者俱樂部所頒的科幻小說獎，用以權衡的標準，跟正統文學都完全不一樣」，並且強調「一個小說家不能沒有自覺的創造。他必須依內在的標準，全心投入創造，而不是去遷就另一個標準，這樣寫出來的小說才會是好小說」（呂學海、呂維琴 1983:124、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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